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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词汇（第2页）

的“知识分子”

的思想情感。

新诗虽说打倒了旧诗，但旧诗却把自己的残语剩句留下来做了个纪念。

后来，外国诗的形式又被搬运过来，造成很大的影响，于是，新诗，这个诞生不久的婴儿，它口中的喁喁竟夹杂着旧诗里旧得发臭了的“残阳”

“衰柳”

；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一些语汇和句法！

抗战是一个关口。

在以前，由于国难的严重，反动政府的腐败，诗人们开始注视了这伟大的现实，用诗歌去诅咒黑暗，反抗压迫，可是，他们所用以表现的词汇并不能够使大众懂，写诗的人自己也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抗战开始了，诗人们的生活天地扩大了，诗歌和群众联系的问题发生了，诗歌朗诵运动展开了。

诗的形式和词汇也跟着现实向前跨了一步。

艾青的《火把》《他死在第二次》，田间的《给战斗者》《他也要做人》等所以能够发生很大的影响，不是没有理由的。

但是这一步跨得并不太大，诗人并没有从小资产阶级一步跨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去。

诗也没有一下子冲破知识分子的圈子，扩大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诗的语汇虽然是比较新鲜活泼了，比较可以上口了，但它还多半是知识分子气的、书本子气的，老百姓听不大懂也不大有兴趣去听的。

一直到了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

这才决定了诗的命运和前途。

诗人这才自觉地去深入生活，用战斗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才自觉地去学习民歌，去写墙头诗，去从民众的口语里学着提炼自己的诗句。

我们读了李季怎么写《王贵与李香香》的自白，就可以知道他的成功和影响是怎么造成的。

在当日的国统区，我们也产生了“山歌”

和一些方言诗。

这是一件大事情。

一个诗人抛弃他用惯的形式、词汇、句法，重新建立一个民歌体，这是需要创造上的勇气的。

多数写诗的朋友，就是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把一些知识分子的、陈腐的、诗的词汇从自己的诗篇里完全逐出去。

我说的这个今天，就是农民们有了自己新的民歌、解放战士们有了自己的枪杆诗、工人们有了自己快板的今天；我说的今天，也就是群众要求诗人们用他们听得懂的诗句为他们歌唱的今天，也就是文字和语言，诗和歌一步步扣紧了的今天。

在这样一个情势之下，许多诗篇里，尚遗留着如江华先生所指出以及未能一一指出的许多这样的语汇。

这表示着，过时的东西是怎样顽强，如同腐败的贝壳附着在海滨的石子上成为化石一样。

这并不是诗人们有意要它，而是它在无意中溜进来的。

走熟了的路子，一举步就是，用惯的词汇，不招手它也来。

有时，就是自己竭力想避免，也往往避不开，免不掉，心里的词汇像筹码一样，抽来抽去就是有数的这些根。

语汇问题，我们不能把它仅当作一个技巧问题来看，来求得解决。

这是一个文字语言如何统一的问题，这是诗歌如何去联系广大群众的问题，这也是诗人本身思想感情的改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