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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第2页）

这是资产阶级从精神方面来的诱惑。

还有从物质方面来的诱惑。

由于在城市，在某些文化商人（出版商、戏院老板等）的奉迎引诱下，就使一些意志薄弱、爱好虚荣的人产生了追求名利的欲望。

这些人忘记了文艺是一种教育人民的高尚精神武器，而以粗制滥造的作品去猎取金钱和迎合市场的需要。

他们掌握了文化企业，如戏院等，作为单纯营利的手段；错误地把这些企业的经济收入的利益放在对人民教育的事业的利益之上。

他们对于完全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文化企业，不加以必要的监督和领导，而采取自由放任的方针；甚至在与这些私营文化企业打交道的当中，逐渐沾染上庸俗的商业化的习气。

他们只看到旧有艺术（戏曲、连环画等）和旧有观众、读者（主要是小市民）的旧的联系——迁就和迎合观众的落后思想和低级趣味，就是这种联系的手段之一——而没有看到观众的变化。

新的观众增加了，旧的观众进步了。

旧有艺术经过革新之后，应当努力和新的观众——在城市应当首先是工人阶级——去建立联系，灌输所有观众以前进思想和正当趣味。

就在资产阶级的种种思想的和物质的诱惑之下，个人名利的思想在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头脑中间滋长起来，把他们自己和文艺事业一齐引到堕落的道路上去。

这一切错误现象经过“三反”

“五反”

的伟大斗争已开始得到纠正。

这就不能不使我想起列宁在一九○五年所提出的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的有名定义：“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但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的工具，而且一般讲来，它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

……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

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具有特别新鲜的、现实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整个精神也就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的。

我们的文艺的队伍是一个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的政治基础上的，包括了各个不同阶层的文艺家的统一战线，主要的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文艺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即一般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文艺家的联盟。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的生活各方面既已产生了具有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的因素，我们的以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文艺就应努力将这些生活中的新的因素真实地、突出地反映出来，借以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

革命艺术的新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我们创作方法的最高准绳。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要求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而共产党员作家，就更“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

这些要求是无条件地必须遵从的。

目前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文艺队伍中是人数较多的。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

因而，他们也就比较容易地接受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的思想。

但是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又使他们同样容易地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

因此，对他们加强工人阶级思想的影响和教育，帮助他们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使他们真正地、经过深思熟虑地、自觉地而不是虚伪地、敷衍地、勉强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是我们文艺工作上一个特别艰苦的重要的任务。

思想改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克服一切落后思想，这就包含了一个人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整个思想、情感、心理、习惯、趣味的改变；对于被改造者来说，必然要经过一个相当时间的、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时间的长短、痛苦的大小，就要看个人主观上自觉的程度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了。

那些把思想改造当作“时髦”

、当作儿戏，因而把思想改造简单化、庸俗化的人们，是不会懂得这个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

但是同时毛泽东同志坚决地、肯定地指出：“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

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思想是和他的生活实践、和他的创作实践不能分开的；这就是说，思想改造不能关起门来进行；也不是一定要等到完全思想改造好了以后才进行创作。

思想、生活和创作三者必须在文艺工作者本人的劳动和经验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而积极地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则是彻底改造自己思想，将自己的创作和工农群众的生活，和群众的阶级斗争真正结合起来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对于文艺和社会的关系作了完全严格的唯物主义的说明，他把人民生活看成文学艺术的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