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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第4页）

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参加到实际生活的一切方面去，深刻地去观察、体验和研究人民的生活。

正如列宁所说的，政治是开始在千百万群众所在的地方。

离开了群众，还能有什么严重的政治和政策呢？离开了群众生活、群众的阶级斗争的真实描写，还能表现得出什么真正的政治和政策呢？概念化、公式化的作者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他们的创作总是从抽象的政治概念出发，而不从实际的人民生活出发。

他们不注意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不注意工农兵群众生活中的日常事务；在这些日常生活中正产生着人民的新的相互关系、新的情感和品质。

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到工人、农民、士兵群众中去的时候不注意去在一切方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实际困难，在文化生活上帮助他们提高，而是一伸手就想向他们要东西，找“创作材料”

，他们实际上是把自己个人创作的利益看得比群众的利益要高得多，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在群众中间交上知心朋友，就听不到他们的知心话，这样，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把政策思想的正确传达和群众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也就永远不可能表现出真实的新的人物的性格。

我们的文艺应当培养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新的品质；培养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热爱、高度的劳动热忱、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远大而高尚的理想。

在我们的劳动人民身上，在前线的战斗英雄和工业、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劳动英雄身上，在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身上，我们已经看见这种新的品质了。

我们的文艺应当表现这些新的人物的新的品质，以作为全体人民的表率。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人的标准：一个人只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如果真实地、生动地写出了这样的人物，就能对人们起共产主义教育的作用，也就是最好地完成了政治任务。

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家不注意写人物，对于他们，人物仅仅是为了解说某项具体政策的需要而存在的，这样，艺术就变成了简单的化装讲演，作品就变成了政策的简单的图解或者甚至政治概念的游戏了。

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在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就表现为反历史主义的倾向。

我们的历史人物中，曾有不少反抗内外压迫者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只要真实地表现出了他们的反抗、他们的谋略和勇敢，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信仰的忠诚，就自然会激发起我们对于旧制度的仇恨，和对人类更美好未来的信心。

反历史主义的作者却硬要将古代人物的行动写成合乎现代思想的水平和政策的标准，以便我们去向他们学习政策。

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是和对文艺服从政治的庸俗的狭隘的了解有关系的。

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就这样地歪曲了文艺和政治的正确关系，因而也就妨碍了文艺和广大群众的真正的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方面分析了艺术和政治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却要求两者的统一。

他说：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因此我们既反对内容有害的艺术品，也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目前文艺工作上仍然应当进行这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一方面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

人民要求既有充实政治内容，又有适当艺术形式的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的形式又必须是大众化的。

我们的文艺必须采取群众所喜爱的、便于群众接受的形式。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里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一九四○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又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做了最正确、最科学的规定，这是毛泽东同志文艺学说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之一。

文艺既然第一是为工农兵的，普及的文艺就应当放在第一等重要的地位。

文艺如果不采取群众所喜爱的、便于群众接受的形式，就不可能普及到群众中去，同时自然也就不可能达到文艺的真正提高。

每个民族的文艺都应当有表现自己民族特点的民族形式，何况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五亿人口的、有大约四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的伟大民族，它的文艺是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特有的形式的。

因此，我们的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十年以来，我们遵循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指示，开始认真地研究人民的语言，研究民间文艺，就在这个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创造出了一些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的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形式问题上，语言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