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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兼谈文学与政治（第3页）

江泽民同志在新时期又提醒我们要讲政治，对作家来说首先要有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高度。

要积极大胆地去写大事。

这种政治题材的文章可由政治家来写，也可由作家来写，正如科普作品可由科学家写，也可由作家来写。

中国文学有一个好传统，特别是散文，常保存有最重要的政治内容。

中国古代的官吏先读书后为士，先为士后为官。

他们要先过文章写作关。

因此一旦为政，阅历激荡于胸，思想酝酿于心，便常发而为文，言大理，抒大情，是为政治家之文。

如古代《过秦论》《出师表》《岳阳楼记》，近代林觉民《与妻书》、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现代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别了，司徒雷登》及陶铸《松树的风格》等许多论文。

我们不能要求现在所有的为官为政者都能写一手好文章，但是也不是我们所有的官员都没有一个人能写出好文章。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去写政治，但是也不能都去回避政治。

至少我们在创作导向上要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写一点有磅礴正气、党心民情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

要注意发现一批这样的作者，选一些这类文章，出点选本。

我们不少的业余作者，不弄文学也罢，一弄文学，回避大事、大情、大理，而追小情小景，求琐细，求惆怅，求朦胧。

已故老作家冯牧先生曾批评说，便是换一块尿布也能写他三千字。

对一般作家来说，他们深谙文学规律、文学技巧，但时势所限、环境所限，常缺少政治阅历、缺少经大事临大难的生活，亦乏有国运系心、重责在身的煎熬之感，技有余而情不足，所以大文章就凤毛麟角了。

但历史、文学史，就是这样残酷，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留下的只有凤毛麟角，余皆大都要淹到尘埃里去。

我们现在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翻天覆地，为中国有史以来之未有，是新中国。

邓小平同志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新时期。

新中国开创之初，曾出现过一大批好作品，至今为人乐道。

新时期又该有再一轮新作品。

凡历史变革时期，不但有大政大业，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

恩格斯论文艺复兴，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我们期盼着新人，期盼着好文章、大文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过去的革命斗争及现在改革开放的业绩不但要流传千古，它还该转化为文学艺术，让这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艺术也千古流传。

（1998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