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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 求是 求正寄语中华文化之学（第2页）

该文也早在20世纪初就发表过了，大家可去找来一读，便知我本就并无任何迎合潮流的动机。

当时文章中已说到我国需要新经学，这与期待中的文艺复兴息息相关。

我的新经学其实内涵更近于中国的古典学这一概念，指的是对中华文化中的经典著作的研究和提倡。

我更建议我们应该议定一批涵盖儒释道三家的经典著作，所以道家的《老子》是经典，释家的《坛经》当然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同时新经学中的经典范围，更应该是涵盖四部，文史哲艺不分家；现在想来，甚至还可以扩大至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民族，如可考虑把一些兄弟民族的经典列为中华民族的经典之一，也可酌量兼顾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些经典。

这个工作是我国迎接真正的文艺复兴所必须认真做而且必须做好的。

对此，我有非常固执的愿望和期待。

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经典，由学术界议定，然后重点研究和提倡推广这些经典，从而重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以为这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当代经世大业。

最后略谈研究方法。

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大意指以传世材料结合地下出土材料，以考证上古史实。

我从1982年起，即已提出三重证据法，特将王先生二重中的地下出土材料分成甲骨和不带刻文的文物两种。

后更吸收了杨向奎先生和门人郑君炜明的意见，发展成五重证据法。

简单说是分为甲：直接证据1.实物（考古学资料）；2.出土文献中带刻文的如甲骨、金文、简帛文献、碑记文献材料等；3.传世文献，如历代经典材料等。

乙：间接证据4.民族学、人类学资料；5.异邦同期应予以比较的古史资料。

最初我只以此方法研究夏代或我国上古史地，现在想来，或可扩充至研究文史各领域。

至于上面提及的传统国学研究方法，其实是大多数当代国学者现都忽略了的乾嘉朴学方法。

我国在学术史上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持之以恒的国学研究方法：辨伪、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训诂（文字、音韵）、考据、笺释等学。

这些传统小学的研究方法，我看非常科学合乎学术原理，绝不可丢弃，只有老老实实经过这些貌似枯燥的程式性工作，得出来的理和论，才会让人感到踏实，才会有真正价值，才会有说服力。

现在太多说法，其实形同虚设；把经典古籍束之高阁，不用踏实的研究方法，只顾一知半解地奢谈义理，无限自由发挥，岂是治国学之道？

好了，讲了很多了。

这是个提倡务实的好时代，国学也好，华学也好，生逢其时，真正是有机遇也有挑战，成败都在我们如何处理。

我老了，已无能为力了，但还是顽固地坚持不能放弃传统而较踏实的研究方法。

看似很不时麾，但做学问就是求真、求是和求正，做人也是这样。

时髦，会过时的。

（2017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