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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5章 写作与超越时代的可能性（第1页）

“史铁生作品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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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1]：从“文化大革命”

末期最近二十年以来，中国文学经过速度快的变化。

您认为这些变化的突出特征怎么样？

史铁生：根据关注点的不同，我看中国的文学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对生命（或生活）存有疑问，视写作为对生命价值的探问与寻求，对生活的匡正，这可以说是面对灵魂的写作。

二是对社会的不公存有义愤，以写作来针砭时弊、伸张正义，是面对社会的写作。

三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写作，或曰满足大众的娱乐。

当然还有“文化大革命”

中，乃至“文化大革命”

前的那种“奉命文学”

。

这些都被（或都曾被）称为文学。

“文革”

之后的二十几年来，“奉命文学”

事实上已日趋衰微，第一类虽在成长但并未壮大，第二类理所当然地受到大众的欢迎，但如火如荼的好像是第三类。

安妮：在这种情况下，您看您自己创作怎样？

史铁生：我从二十岁就被束缚在轮椅上，绝大多数的时光是在四壁之间度过，这样的处境每时每刻都在问我为什么要活下去，即向我索要生命的意义。

这样的处境和这样的疑问，对于我大约是终身制了，无可逃避。

这是我所以写作的根本原因。

安妮：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进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作家们又可以评价并探索中国古代、现代的文化、审美、哲学因素。

这是否是一种当代创作的启发来源？您自己怎么进行与往时的对话？哲学领域大概对您特别显出诱惑力，是不是？

史铁生：开放以来，写作有了相对自由的环境，思想可以不再像以往那样封闭在一时一地。

回顾历史，环望四周，与古人和异域的沟通都是可能的了。

这当然丰富、拓宽了中国作家的思想和眼界。

但我想，任何时代，写作的根本都是一个，即人之与生俱来的困境。

自由唯使人更清楚地看见了这一点。

在文学不得不“奉命”

的时代，文学曾踌躇满志，以为一旦自由理当人定胜天，但尘埃落定这才看见，人的困境其实是永恒的，这才是写作之不尽的源头。

自由不能不是一种理想，但局限总是现实。

人不能不仰望天空，但那正是因为人站在地上。

这是困境，但不是绝望。

正因这永恒的距离，生命才有了享用不尽的过程，人才有了追求精神价值的永不枯竭的源头，也才有了写作。

加谬的“西绪福斯的欢乐”

是否也是这个意思？所谓天堂，我以为就是这样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