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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动国际金融合作（第7页）

中国将继续坚持金融业对外开放，今年已经有外国银行的170个经营机构办理金融业务，总资产已经达到300多亿美元……在中国的外汇贷款里，外国银行贷款已经增长20%。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继续开放金融业，新批准了4家国外的保险公司，有近10家分行；外国银行办人民币的业务已经从上海扩大到深圳；可设外国银行的地点已经发展到23个城市和海南省。

戴相龙还宣布：“我们将取消引进外国银行的地域限制，把它发展到全国其他大中城市。”

戴相龙呼吁建立汇率合作机制

1999年9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会上发言。

戴相龙说：

90年代以来历次金融危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清楚地表明，现行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当今国际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重大改革。

戴相龙指出，长期以来，少数国家的信用货币充当储备货币，使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汇率的频繁波动，给贸易和投资带来不确定性，投机性交易增加，各种衍生工具应运而生，高杠杆操作随之蔓延，使国际金融市场时刻存在着巨大风险。

现行体制也无法有效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屡次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戴相龙认为，要解决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国际社会应创造条件增加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和使用，加强基金组织提供国际流动性的职能。

戴相龙呼吁主要发达国家应负责任地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与协调，建立新的稳定汇率的合作机制。

他还强调：

国际金融体制的运行与改革不应由少数国家控制。

在改革这一体制的过程中，应注意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让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承受能力，不应强迫发展中国家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改造其经济结构，否则将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在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和改革时，戴相龙说：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其作用是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替代的。

他强调，改革临委会应充分兼顾公开性、代表性和有效性，使之更好地协调有关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建议，特别应使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得到充分的保障。

戴相龙还就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政策选择、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以及基金组织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减轻贫困中的作用等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阐述中国的立场和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构临委会会后发表公报，呼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努力加强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当时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加强为重债穷国减债和减贫计划以及加强全球金融结构等问题。

会议还批准了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提交的几项建议，其中包括要求该组织理事会批准将“临时委员会”

更名为“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

，以及加强该机构作为理事会的顾问委员会的作用。

发生在1997年7月到1998年底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

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

为了拯救亚洲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也担负了一个大国应该起的作用。

可以说，通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政府和人民更有信心战胜以后的金融风暴。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选择》郭田勇著中国金融出版社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

《亚洲金融危机风云录》景学成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

《震撼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袁木等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亚洲金融危机与香港》饶余庆著三联书店（香港）公司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贾康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金融骨牌:亚洲金融危机启示录》王亚平主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金融风险警示录:亚洲金融危机透视》齐子忠等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