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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第6页）

同时窦婴、田蚡也被免职，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

但过了四年，窦老太太寿终内寝，田蚡起为丞相。

儒家终于抬头，而且从此稳坐了我国思想史中正统的宝座。

儒家之成为正统也是事有必至的。

要巩固大帝国的统治权非统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说得非常透彻。

但拿什么做统一的标准呢？先秦的显学不外儒、墨、道、法。

墨家太质朴、太刻苦了，和当时以养尊处优为天赋权利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协。

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来国策的基础，秦始皇更把他的方术推行到“毫发无遗憾”

。

正唯如此，秦朝昙花般的寿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后永负恶名。

贾谊在《过秦论》里，以“繁刑严诛，吏治刻深”

为秦的一大罪状。

这充分地代表了汉初的舆论。

墨、法既然都没有被抬举的可能，剩下的只有儒、道了。

道家虽曾煊赫一时，但那只是大骚乱后的反动。

它在大众（尤其是从下层社会起来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里是没有基础的，儒家却有之。

大部分传统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悌忠节的道德，虽经春秋战国的变局，并没有根本动摇，仍为大众的良心所倚托。

道家对于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轻视；但儒家对之，非积极拥护，便消极包容。

和大众的意识相冰炭的思想系统是断难久据要津的。

况且道家放任无为的政策，对于大帝国组织的巩固是无益而有损的。

这种政策经文帝一朝的实验，流弊已不可掩。

无论如何，在外族窥边，豪强乱法，而国力既充，百废待举的局面之下，“清静无为”

的教训自然失却号召力。

代道家而兴的自非儒家莫属。

第三节　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响

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

他所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仲舒应举后，即出为江都相，终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学阿世”

的伪儒公孙弘（虽然弘位至丞相），而是“以峻文决理著”

“以鹰隼击杀显”

的酷吏义纵、王温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仅等。

在庙谟国计的大节上，他受儒家的影响甚小。

儒家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他却倾全国的力量去开边，他对匈奴的积极政策，董仲舒是曾婉谏过的。

儒家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他的朝廷却“言利事析秋毫”

。

他的均输、平准和盐铁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谓“与民争利业”

，违反“天理”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