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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第4页）

（StandardofDidacticUtility）。

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

按照这标准，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

旧日史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的标准。

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

依作者的意见，这标准在通史里是要被放弃的。

所以要放弃它，不是因为历史不能有训诲的功用，也不是因为历史的训诲功用无注意的价值，而是因为学术分工的需要。

例如历史中的战事对于战略与战术的教训，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历史人物之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可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中的“领袖学”

的范围。

第五种标准可以叫作“现状渊源的标准”

（StandardofGeneticRelationwithPresentSituations）。

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

（Genetic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

按照这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

愈深，愈有助于现状的解释则愈重要。

大概的说，愈近的历史和现状的“发生学的关系”

愈深，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

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论。

历史的线索，有断而复续的，历史的潮流，有隐而复显的。

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的心中。

例如吾人今日之于墨翟、韩非、王莽、王安石与钟相是也。

以上的五种标准，除了第四种外，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

不过它们的应用远不若它们的列举的容易。

由于第三种标准，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

由于第五种标准，“知古而不知今”

的人不能写通史。

再者要轻重的权衡臻于至当，必须熟习整个历史范围里的事实。

而就中国通史而论，这一点绝不是个人一生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

所以无论对于任何时代，没一部中国通史能说最后的话。

所以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

这是无可奈何的天然限制，但我们不可不知有这种限制。

除了“笔削”

的标准外，我们写通史时还有一个同样根本的问题。

经过以上的标准选择出来的无数史实，并不是自然成一系统的。

它们能否完全被组织成一系统？如是可能，这是什么样的系统？上面说过，众史事不是孤立无连的。

到底它们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关系？同时的状况，历史的一“横切片”

的种种色色，容可以“一个有结构的全体之众部分的关系”

（RelationBetweenPartsofAnOrganizedWhole）的观念来统驭，但历史不仅是一时的静的结构的描写，并且是变动的记录。

我们能否或如何把各时代各方面重要的变动的事实系统化？我们能否用一个或一些范畴把“动的历史的繁杂”

（ChangingHistoricalManifold）统贯？如其能之，那个或那些范畴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