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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没有床罩的卧室 用烧纸仙尘和玩具汽车解密中国质量的意义（第10页）

21世纪初的观念转变激发了我的兴趣。

部分原因是，智能手机和电脑的出现，正在慢慢减少我们逃离的机遇。

生命中的转变机遇越少，我们就越渴望它。

一辆车可以成为一个转变区，还有咖啡店，还有把你从大陆带到小岛的渡轮，还有看电影，还有长途骑行、喝酒、吸毒，甚至冥想都能变成转变区。

但在一个数字时代，转变的机遇正在逐渐减少。

由于手机的存在，我们从来没活在当下，从来没法独自待着。

我们自己去咖啡厅时，其实也是在电子设备的陪同下。

我们关过电脑或手机后，哪次是不再重启的？我们问自己，反正明天还要打开，关掉有什么意义吗？由于手机的存在，我们大多数人早上一睁开眼就“开始工作”

，睡着了才“停止工作”

。

只有在途中，我们才会关掉手提电脑。

我们始终生活在相同的时代和情感环境中。

它既不是工作的时代，也不是休闲的时代。

我们既没有在办公桌前，也没有正式下班。

经验告诉我，中国人与日本人一样缺少转变。

几十年来，日本人一直在与人口密度问题做斗争。

东京的火车上人满为患，人行道非常拥挤。

甚至回到家里，也几乎没有空间和隐私。

那么，日本人到哪儿寻找空间？我第一次发现中国人偏爱速度时，是在哪儿？答案是两个地方：东京和巴黎的迪士尼。

21世纪初，我在为法国迪士尼乐园做咨询工作。

欧洲迪士尼建于巴黎郊区。

1992年，它一对外开放，就立马成为众矢之的。

一些法国评论家发现，它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标志，有人甚至称它为“文化上的切尔诺贝利”

。

欧洲迪士尼经历了一次罢工，一次衰退期，以及几次由于售票过少造成的经济困难。

迪士尼享誉世界的“魔法”

似乎消失了。

这时，管理层联系上我，看我能不能扭转迪士尼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采访完几位欧洲迪士尼的游客，我很快发现，“魔法消失”

其实源自缺少转变。

我不自觉地发现，这样明显的停滞状态，与欧洲的信教状况一样。

我拜访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

然后，我开始认为，历史上宗教赋予教民的信念和转变，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

至少在欧洲，教民穿过教堂时，与逛菜市场和商场的速度几乎一样。

圣地无法让人放慢脚步了。

也就是说，宗教不能再创造一定的具身认知、空间、崇敬、沉思和敬畏感了。

信教人数的减少，为其他渠道带来转变奠定了基础——这种认识使我再次带着迷信，开始了欧洲迪士尼之旅。

给我带来启发的，是詹姆斯·马修·巴利的《彼得·潘》中的精灵仙子小叮当。

我们带回的迷信工具是“仙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