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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第7章 飞机失事的族裔理论（第5页）

他9次要求塔台重复引导。

“你说话声大点儿，”

最后他这样叫道，“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当飞机在肯尼迪机场以南盘旋40分钟以后——驾驶舱的机组人员都清楚飞机的燃油马上耗尽了——机组本来可以要求在费城机场降落，到费城机场只有65英里。

但是机长最终没这么做：他好像锁定在纽约了。

在那次失败的降落中，飞机的近地警告系统响了不下15次，告诉机长他飞得太低了，但是他好像根本没注意。

当飞机进入复飞程序，他本应转个小圈赶紧回来，但是他却转了一个标准大圈。

当时他的确已经筋疲力尽了。

然而自始至终，整个驾驶舱一片寂静。

虽然机长身边坐着的是副机长毛利西奥·克劳斯，但在飞行录音中除了沙沙声就剩下飞机引擎的轰鸣声。

在机组分工中，克劳斯负责与ATC的通信工作，也就是说他当晚扮演着关键角色。

但是他的行为却出奇地消极。

直到他们降落肯尼迪机场的请求被纽约航管员第3次拒绝，克劳斯才告诉ATC他们觉得飞机燃料不足以飞到其他备选机场了。

机组人员收到ATC的回复是“继续等待”

，之后联络陷入沉寂，再次联络则是等到ATC通知“可以进入肯尼迪机场”

。

调查员后来假设，当时机组一定认为ATC把他们的降落顺序安排到数十架等待飞机列表的最前面了。

但实际上，航管员把他们的飞机加在了降落列表的最后。

对这一关键性问题的误解，决定了飞机之后的命运。

难道机组人员接到“继续等待”

的回复时没有马上提出异议，说明情况么？没有；并且机组在随后的38分钟也没再向ATC提及燃料不足的情况。

成功化解空中危机的案例

对于拉特瓦特来说，驾驶舱里悄无声息一事令他觉得难以理解。

为了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拉特瓦特谈起从迪拜来纽约途中发生的一件事。

“飞机上有一位老妇人，”

他说，“我们怀疑她中风了，她不停抽搐，还伴有呕吐，当时情况十分糟糕。

她从印度来，女儿在美国。

她的老伴与她同机，但他既不说英语，也不说印地语，他只说旁遮普语，没人能听懂他说什么。

从相貌上看他就是旁遮普邦的农村老头，身无分文。

发生状况的时候我正飞在莫斯科上空，但是我不打算在莫斯科降落，因为在那里我不敢确保当事人能获得及时救治。

我对副机长说：‘你来操纵飞机，我们转飞赫尔辛基。

’”

问题马上来了，这次飞行是长途飞行，旅程还未过半，现在降落就意味着飞机要承载比平常降落更多的燃油负荷。

“飞机现在的重量超过最大降落负载60吨，”

他说，“所以我必须做出选择。

我可以在空中放油。

但瑞典为了防止污染，一定会引导我的飞机在波罗的海上空放油，这样就会多耽误40分钟，老太太的性命能不能保住就更难说了。

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尽快降落。”

这就意味着飞机必须在超重状态下着陆。

他们无法利用自动降落系统，因为自动降落系统的设计不支持超重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