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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游戏‐‐《国画》代后记
我的小说一直写得轻松,信笔所至,随心所欲。
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如人意的缘故吧。
王蒙先生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有黄昏气氛,但止于黄昏之叹,又令人不太满足。
张韧先生在为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说我的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
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令我折服。
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
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
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
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
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
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
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分无奈的人世间。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有人说我的小说深入到了社会体制上的批判,这似乎是一种抬举,我不以为然,因为惟有人心江河万古。
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
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
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
人们有个印象,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
这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关注官场了。
也许正因为我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议:你是否也写写别的题材?这让我难以作答。
事实上,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
我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
我想作家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总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
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
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
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
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
现在人们惯于把庄严和崇高当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庄严和崇高被漠视和嘲弄,而种种伪庄严、伪崇高却被一部分人很职业地装扮着。
这部分人因为粉墨登场,手中便总是持有绩优股票,可以经常收益红利。
我不情愿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虚假的面具。
作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
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
我自信我的灵魂见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说。
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灵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会再写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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