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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群体意见和信念中的直接因素（第2页）

虽然这些形象因时代而异，也因民族而异，但套话并没有改变，有些暂时的形象和一定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而词语是唤醒形象的开关。

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能唤醒形象，某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大众头脑对其反应慢慢迟钝，直到它们变成充耳不闻的空话。

套话的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烦琐。

我们用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

只要我们研究一下某种语言就会发现，它的词语变化极慢，而有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却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因此我曾在另一本书中说，绝对不可能准确地翻译某种语言，尤其那些死亡的语言。

当我们试图用自己的国语来取代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圣经》里的句子时，或当我们阅读一本两三百年甚至更久的经典古籍时，即使这些书是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写的，我们实际在做什么呢？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赋予词语的形象和观念，来代替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观念。

它们是古代先祖头脑中的产物，其生活状况与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大革命时的人以为自己在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时，他们除了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含义赋予古代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词语唤起的形象，常常和它们的实际含义无关。

如果我们了解一些历史，就明白这些热门的词汇和原来的意义完全是两码事。

如“共和”

这个词源于古希腊人，古希腊人的共和国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

所谓的共和只是贵族的共和，却建立在民众的奴隶制之上，没了这种奴隶制，这种所谓的“共和”

一天也不能存在。

“自由”

这个词同样诞生于古希腊，但那里的百姓从没有思想上的自由。

如果谁敢于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那么他就犯下了滔天大罪，焉是吾辈今所言之自由？

对古希腊的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来说，他们只崇拜自己的雅典城和斯巴达城，拒绝承认自己的同胞，彼此征战连年，从未曾统一过，却创造出了“祖国”

这个莫须有的词来。

在西欧地区，许多相互敌视的部落和种族组成了高卢，虽然他们有不同的语言和宗教，恺撒却能够轻易征服他们，因为恺撒总能从中找到盟友。

罗马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高卢的建国，因为是他们使高卢人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

不必扯这么远，就拿16世纪前的事来说吧，法国人对“祖国”

一词的理解与波旁王朝时期发动叛乱的贵族大孔代——他勾结敌国意图篡位——是一样的吗？词还是那个词。

过去跑到外国去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在恪守气节，他们认为法国已经变节，因为封建制度的法律是把诸侯同主子而不是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国在。

“祖国”

对于他们的意义，与现代人大不相同。

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词语比比皆是。

对人类来说，它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

若想以词语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这些词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具有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给予它们的含义。

历代的政治家都颇为精通这点。

我们对词语的理解，只能达到过去经过了漫长的努力后能达到的水平。

有人曾说，即使想正确理解“国王”

和“王室”

这种词语对我们曾祖父一辈意味着什么，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更为复杂的概念会出现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假如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会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恶痛绝，但又没办法改变，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这些词换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