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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个房东（第3页）

她早晨起来，便得做好早饭。

吃完，她急忙去做工，拼命地追公共汽车；永远不等车站稳就跳上去，有时把腿碰得紫里蒿青。

五点下工，又得给我们做晚饭。

她的烹调本事不算高明，我俩一有点不爱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泪在眼眶里转。

有时候，艾支顿卖了一本旧书或一张画，手中摸着点钱，笑着请我们出去吃一顿。

有时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请他俩吃顿中国饭。

在这种时节，她喜欢得像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数和他的情形差不多。

我还记得几位：有一位是个年轻的工人，谈吐很好，可是时常失业，一点也不是他的错儿，怎奈工厂时开时闭。

他自然的是个社会主义者，每逢来看艾支顿，他俩便粗着脖子红着脸地争辩。

艾支顿也很有口才，不过与其说他是为政治主张而争辩，还不如说是为争辩而争辩。

还有一位小老头也常来，他顶可爱。

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读能写能讲，但是找不到事做；闲着没事，他只为一家瓷砖厂吆喝买卖，拿一点扣头。

另一位老者，常上我们这一带来给人家擦玻璃，也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老头是位博士。

赶上我们在家，他便一边擦着玻璃，一边和我们讨论文学与哲学。

孔子的哲学，泰戈尔的诗，他都读过，不用说西方的作家了。

只提这么三位吧，他们使我感到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

他们都有知识，有能力，可是被那个社会制度捆住了手，使他们抓不到面包。

成千论万的人是这样，而且有远不及他们三个的！

找个事情真比登天还难！

艾支顿一直闲了三年。

我们那层楼的租约是三年为限。

住满了，房东要加租，我们就分离开，因为再找那样便宜和恰好够三个人住的房子，是大不容易的。

虽然不在一块儿住了，可是还时常见面。

艾支顿只要手里有够看电影的钱，便立刻打电话请我去看电影。

即使一个礼拜，他的手中彻底地空空如也，他也会约我到家里去吃一顿饭。

自然，我去的时候也老给他们买些东西。

这一点上，他不像普通的英国人，他好请朋友，也很坦然地接受朋友的约请与馈赠。

有许多地方，他都带出点浪漫劲儿，但他到底是个英国人，不能完全放弃绅士的气派。

直到我回国的时际，他才找到了事——在一家大书局里做顾问，荐举大陆上与美国的书籍，经书局核准，他再找人去翻译或——若是美国的书——出英国版。

我离开英国后，听说他已被那个书局聘为编辑员。

离开他们夫妇，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细说；房东与房客除了交租金时见一面，没有一点别的关系。

在公寓里，晚饭得出去吃，既费钱，又麻烦，所以我又去找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