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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议会（第6页）

如果投了反对票，那么他们参与竞选的后果就会清楚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扩大开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同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的补助金。

任何议员都没办法反对这种补助，因为它们同样反映着选民的迫切需要，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同意同僚的类似要求，才有条件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金。

上面提到的第二种危险，议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会不断增加，虽然看起来不那么明显，却是十分真实的。

这是大量法律——这种真正的限制性条款导致的结果，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群体眼光短浅，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结果完全不能预知。

这种危险不可避免，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给了其选民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无法避免这种危险。

赫伯特·斯宾塞在一本著作中曾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

他在《人与国家》一书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自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指出的路线。

迅速膨胀的独裁政策不断地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每年都制定了大量法律出来，对一些过去公民行为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强迫公民做一些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公共负担，可以根据公民的收入相应减少他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力，意味着公民根据自己喜好花销的份额减少，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的自由。

这种对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每个国家都有。

斯宾塞没有明确指出各种限制具体的表现形式。

正是这些大量的立法措施，这些限制性法令的通过，大大增加了负责法令实施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力。

长此以往，这些公务员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

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因为在政府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不需要个性，永久地存在。

实行压迫性的专制，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这些不断增加限制性的法规，用最琐碎的条条框框把生活的细枝末节规范起来，无可避免地限制了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使他们的空间范围越来越小。

各国都认为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制定完备的法律，因此，每天都在批准一些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的束缚性法律。

政府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让国家公民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

那时，我们的公民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若是到了这个地步，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

政府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

因此国家必须表现出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

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

于是国家变成了全能的上帝。

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某些民族中，自由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

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起的作用，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

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

根据历史的教训和各方面都令人触目惊心的先兆判断，某些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衰败期之前的阶段，和那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时代一样。

所有民族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同样的阶段，历史似乎在不断地重复某种过程。

如果我们根据主要线索，总结之前那些伟大文明的兴起与衰败的原因，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文明诞生之初，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因为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