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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第2页）

建立普及性信念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不过，一旦它站稳了脚跟，便长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无论从哲学上看它多么荒谬，都会进入最清醒的头脑。

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腓尼基人信奉火神莫洛克，祭拜这东西，得以儿童作为祭品。

如此野蛮的宗教神话，在超过150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竟然一直认为它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仅是从哲学上看来，它是野蛮的。

但就是这个如此野蛮的信仰，却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使人类窥见了大量迷人的梦境和希望，是的，群体只需要梦境和希望，他们并不想知道得更多。

圣父耶和华竟然因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动物——人不听话，便进行自我报复，让其儿子耶稣承受可怕的酷刑。

长达1000多年，居然一直没人发现这个神话荒谬至极，包括有着过人天赋的人，如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等，居然也没有想到过这类神话的真实性十分可疑。

普及性信仰有催眠作用，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实更典型，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更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理性和智慧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一旦新的教条在群体的头脑中扎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

在这种环境之下，它对人们实行着绝对的控制。

实干家一心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无他想。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衍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但它们都带着那些信念赋予它们的印记。

无论是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还是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因此，幸亏有这些普及性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

人的行为首先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形成的习惯支配。

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的人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

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

不错，于公元前42年至公元37年在世的古罗马皇帝提比略、中国元朝皇帝成吉思汗和法兰西皇帝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却对人类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

推翻一个暴君可以秘密策划政变，但要反对牢固的信念，我们又有什么可资利用？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最终屈服的是法国大革命，尽管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尽管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

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

从哲学上论证，普及性的信念往往十分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

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不可能获胜。

（2）群体意见的多变

我们阐述了普及性信念的牢固力量，在此基础的表面，还会不断有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它们的寿命都不长，一些意见朝生暮死，即使一些较重要的，也难以延续百年。

这些意见的变化总是受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

例如，在评价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说明，各政党表面上看极为不同——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等，但它们都有着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建立一个集权制法国，这个理想完全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在另一些民族中，同样的名称，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理想。

无论是为了给那些意见起名称，还是为了欺骗大众，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都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罗马共和国，搬用这个国家的法律、权标、制度，但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这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有着强大历史背景的帝国的统治之下。

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表面变化背后，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们，在这些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出受普及性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来。

如果不做哲学上的检验，人们会以为大众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

一切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事情就是如此。

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即1790到1820年这30年的时间，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体变得十分激进，意图发动革命，后来成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

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倒向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