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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期,这些都是牛羊冬季最好的饲料,各家各户都像宝贝一样的堆放在自己院里,房顶上,上面盖着草苫子,防雨淋,到了没有青草的季节,用铡刀把玉米秸秆铡碎,来喂牛羊,夏天,村里不管是男女老少,只要下地,就背个草筐,因为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养上几只牛羊,一是能增加自己的收入,再一个是制造土杂肥。
“一只羊就是一座小型化肥厂,”
这就是当年的口号。
现在村里没人养牛羊了,乡亲说:牛羊光患白血病,养着养着就死了,养不活。
田里大量施入化肥,农药,严重的污染了草和庄稼,牛羊都能生病死去,人吃下去的粮食,难道不会污染吗?村里年年这么多患绝症的人,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没有所谓的专家去研究,去反思?
七十年代前,上级主管部门为了乡亲们方便农田灌溉,每十亩地打一眼砖井,井水清澈透明,甘甜,夏季,水位离地面半米左右,一伸手就能摸到水,就连冬春季节,水位也不过三,四米深,用水十分方便。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再加上几十年的大旱,砖井枯了,人们又打出深四十米的深砖井,后来,也枯了,现在,人们打出了一百米,一百五十米,二百米的机井。
用它来浇灌田地。
地球被钻的到处是洞,遍体鳞伤,人们就在地球深深的肚子里,吸它的血液,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真不敢想象,会有这一天,地球的肚皮被吸空了,轰然塌下去,人们会遭受一种什么样的惩罚。
村子比过去大了很多,简直成了小镇,人们争先恐后往村外扩建,原来靠村子的农田,全盖成了房屋,高大的红砖房子,宽敞而明亮,四十年的变迁,乡亲们富裕了,这是事实,谁都无法否定。
然而村子中间的旧房还在,只是风雨岁月将它们剥削的破烂不堪,但是,乡亲依然很小心的呵护着旧的院落。
空荡的村子中心,没有狗吠鸡叫,很少人走动,死一样的寂静,夜里就像一座座坟茔,恐惧吓人。
我真不明白,自古把土地看成生命的这个群体,现在为什么把大片大片的肥沃良田,盖成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的房子。
乡亲说:农村城镇化规定,一平方宅基地换一平米楼房,在城镇化实施之前,尽最大可能多占用一些土地,以求获得更多的补偿,还有人说,将来农村宅基地可入市买卖。
乡亲变聪明了,利益最大化,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经济学理论学不学就懂,而且,运用的恰到好处。
但是他们又很愚昧,土地这个“命根子”
一旦被剪断,将来吃什么?也许颠沛流离打工能挣些钱,万一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挣不到钱呢?也许这一代人是幸福的,有钱花,下一代呢,再再下一代呢?没人去想这些。
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水一样的月光洒在地上。
村里很静,没有坐在街头乘凉闲聊的人,也没有“光腚眼”
的孩子捉迷藏,蹦跳跳,撒羊羔。
“二瞎子,三瞎子”
坐在坑嘴大柳树下,拉着二胡,说唱“薛仁贵征东”
,“穆桂英挂帅”
,男女老少围一大圈,入迷的听说唱,直到夜深了,才恋恋不舍得离开,这一些,都成了儿时的回忆。
劳累了一天的老人们也许早早睡了,也许正在床上哄着嘤嘤哭闹的孙子孙女,年轻人也许在北京,上海或其它城市低矮拥挤的工棚里悄无声息的思念着故乡的亲人,默默盘算着自己美好的明天。
幼年时的齐楼小学,旧址变成了一片废墟,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出来它的影子了,虽然王喜春老师,李绍瑞老师,还有秋菊老师慈祥的容颜历历在目,但是,培育我,指教我,给我起点知识和自新的母校无论如何使我难以忘怀。
故乡的孩子除了几个学习好一点的到城里读书去了,大部分读个初中就打工去了。
乡亲说:读书没用,花几十万元钱读书,找不上工作,到头来还要回到乡村,不如早早打工挣钱好,乡亲讲的不无道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写到这里不想再写了。
我只想弱弱的问一句:”
故乡怎么了?”
有谁能知晓?谁能回答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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