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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选民群体（第4页）

另一件无须怀疑的事情是，大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

他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被侵略的代价。

虽然这些不同意见从理论上说颇令人信服，但在实践中却毫无势力。

只要还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得承认这一点。

从哲学观点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正如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驳，但它却拥有和昔日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它和过去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

假如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穿越时间，被送回了中世纪。

你会认为他敢攻击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吗？这些宗教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冒犯它们，法官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他送上火刑柱，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参与了女巫的宴会，他还敢质疑魔鬼或女巫的存在吗？

试图通过讨论改变普选制度，不比群体的迷幻式的信念明智多少。

于当前来说，普选的教条有着过去的宗教式威力。

那些政客和记者提到民主和社会主义时，演说家和作家表现出的阿谀奉承与谄媚之态，即使路易十四也不曾享受过。

因此，我们对待普选制度，必须如对待宗教教条一样，如果不赞同，那么就保持缄默，让时间去改变它吧。

致力于破坏这种教条只是徒劳无功，因为它有一件伪饰自己的外衣。

托克维尔说：“即使在平等的时代，人们也不相信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但这种比喻却使他们对公众判断力的信赖几乎毫无节制，究其原因就在于，要所有人同样开明是不太可能的，真理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如果有必要限制选举权的话，只让那些智力优秀的人参与选举，我们可以认为，这样做能提高大众投票的质量吗？显然我永远也不可能这么想，基于前文已经说过的理由，即一切群体，不管组成它的成员是什么人，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

一旦进入群体，人们就变得智力平平了，我一点儿都不相信在某个普通问题上，40名院士的投票会比40个卖水的人的投票更高明。

不要认为只让有知识和有文化的人成为选民，被我们谴责的普选投票结果就会大为不同。

一个人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有特殊的智力或理解深刻的社会问题。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但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达成过一致的意见？这是因为人类普遍愚昧无知，学问不过是弱化了他们的无知而已，但这拯救不了他们在深度问题上的低能。

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因素太多，从本质上说，教授和农民的无知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即使完全由学识渊博之人组成选民群体，他们的投票结果也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到哪儿去。

他们仍然受自己的感情和宗派精神支配。

对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

而且，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有身份与地位的人组成的身份团体，将会施加压迫百姓的新暴政。

大众的选举权，无论是被限制还是放任自流，无论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之下行使这种权利，也无论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还是西班牙，其结果都一般无二。

翻天覆地扯了这么多，我要说的不过是：群体选举的结果，不过是一个种族意识的向往和需要。

每个国家的当选者，他的一般意见都反映着种族的秉性，从上一代人到下一代人，这种秉性不会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我们一再遇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由此可见，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

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秉性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

所谓秉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

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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