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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孔子及其时世（第11页）

他说：“不学礼，无以立。”

但每一种礼节原要表示一种感情。

感情乃是“礼之本”

。

无本的礼，只是虚伪，那是孔子所深恶的。

他把礼之本看得比礼文还重。

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又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这原是对于讲究排场拘牵仪式的鲁人的一剂对症药。

可惜他的弟子和后来的儒家很少领略得。

当孔子时，各种仪节和典礼大约已有现成的“秩序单”

。

这些“秩序单”

，经过孔子和他的信徒的陆续增改，便成为现在的《仪礼》。

《诗》三百余篇，在春秋时代是有实用的。

平常贵族交际上的词令要引诗做装饰，朝廷享宴外宾时，照例要选《诗》中的一首或一节，命乐工歌诵，以作欢迎词，这叫作“赋诗”

。

来宾也得另选一首或一章回敬，这叫作“答赋”

。

主宾间的情意，愿望，恳求，甚至讥刺，每“断章取义”

地借诗句来隐示。

在这种当儿，诗篇生疏的人便会出丑。

故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因为任何贵官都有招待外宾或出使外国的机会，所以《诗》的熟习成为贵族教育不可少的部分。

孔子教诗当然也以他的应对功用为主。

《诗》中含有训诲意味的句子，当时每被引为道德的教条。

这一方面孔子也没有忽略。

但他更进一步。

他教人读《诗》要从本来没有训诲意味的描写，体会出人生的道理。

这便是他所谓“兴于《诗》”

。

例如诗文：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意思原是说一个生来美好的女子，可施装饰。

子贡问这里有什么启示，孔子答道：“绘画要在有了素白的质地之后。”

子贡跟着问：“然则礼要在（真情）后吗？”

孔子便大加赞赏，说他有谈《诗》的资格。

诗和乐在当时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