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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战国时代的思潮（第11页）

但在野的区域里，则除了军事训练外政府不管人民的教育，地方官也无教育的职责。

若不是作者有重内轻外的见解，便是认为“野人”

是根本不可教的了。

至于郊的区域里，教育实施的办法大略有四种。

一是“读法”

。

每年内，不同等级的地方官，在不同的时节和不同的典礼中召集属下的人民读法。

《周官》里所谓法比我们现在所谓法意义更广，它包括许多现在不属于法律范围的道德规条。

二是训诫和赏罚。

人民有违法纪而罪非甚重的，由执法的官吏召来训诫，经过若干次训诫无效，便加惩罚。

品行优良的由地方官吏登记呈报，供政府选择任用。

三是教导礼仪。

党正（每五百家为一党，其长名党正）遇党内有祭祀、婚丧、宴饮等事，便去教导和纠正礼仪。

四是会猎。

各地的壮丁，每季聚齐举行田猎一次，由官吏率领。

在猎事前后受武艺和战阵的训练。

《周官》的教育理想是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野人不在内）。

所谓六德乃“智、仁、圣、义、中、和”

；所谓六行乃“孝、友（亲于兄弟）、睦（亲于同族）、姻（亲于戚属）、任（信于朋友）、恤（救助贫乏）”

；所谓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

。

作者更特别注重中和与礼乐。

他说“礼以教中，乐以教和”

。

第五节　杨朱、陈仲、庄周、惠施、老子

孟子攻击最力的论敌是墨翟和杨朱。

据他说，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

杨朱据说见过魏惠王，大约是孟子的前辈。

他的学说虽曾煊赫一时，他的事迹，却无传于后，他即使有著述，汉以后已亡佚。

我们只能从战国人的称引中，窥见他的学说的一鳞一爪。

与墨子的兼爱相针对的，他提倡“为我”

（用现在的话说即自私），以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应当是各求自己舒适地生活下去——不放纵，也不吃苦，为达到这目的，人们应当“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一胫毛”

。

杨朱以为倘若人人能如此，天下便太平了。

这种思想，无疑是一向独善其身的隐者给自己的生活的辩护。

稍后于杨朱而与孟子同辈的著名隐者有陈仲和庄周。

陈仲本是齐国的贵族。

他的两个胞兄都食禄万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