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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第4页）

这也再次印证了群体没有理性的思维过程，虚构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比现实因素的影响还要大，他们对这两者不加区分。

想领导群体，就得在他们的想象上下功夫。

几乎所有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都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上的。

诸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及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力之上的产物。

所有时代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群众想象力作对而进行统治。

拿破仑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国会中演讲时这样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

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

自亚历山大和恺撒以来，许多伟大的人物都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象力。

终其一生，拿破仑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象力。

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中。

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气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拿破仑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勋业，尽管成千上万的士兵因为他的野心而客死他乡，但民众仍然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帝王与英雄，有数不清的民众情愿为其赴汤蹈火。

究竟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呢？只需要注意一点，不可求助于智力和推理，这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够采用论证的方式。

恺撒被布鲁图等人刺杀于元老院后，安东尼为了让民众把矛头指向谋杀恺撒的凶手，他用手指着连中23刀的恺撒尸体慷慨陈词，一脸悲愤之情。

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民众都为安东尼的情绪所感染，自发地集合起来高呼恺撒的名字，并要求惩治这两个人民公敌。

布鲁图与同谋喀西约很快便众叛亲离，安东尼又在葬礼上用标枪挑起了恺撒的血衣，当众宣布了恺撒的遗嘱。

群众因此而心碎狂乱，举着火把追杀凶手们。

布鲁图和喀西约在绝望中自杀身亡。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都必须遵循以下两点原则。

第一，建立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

第二，不要做任何多余的解释，只需要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就足够了。

这些事实可以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也可以是某个大奇迹，或者是一桩惊人的罪恶，甚至是一条令人震惊的预言，一个恐怖的前景。

无论哪一类，都必须整体呈现在群体面前，来源则没有必要透露给大众，以免引起额外的麻烦。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

因此只有进行浓缩加工，才会建立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

即使有几百条甚至几千条小罪行与小事件，也难以触动群众的想象力。

一次大罪行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与一百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

在法国爆发过可怕的流行性感冒，仅仅在巴黎一地就夺走了5000人的生命，但是它却没有在民众中造成很大的反响，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告知人们的。

假如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内发生于公众面前，是一次极其引人注目的事件，譬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象力产生重大影响。

曾经有一次，人们因为与一艘横渡大西洋的汽船失去了联系，便以为它已经在大洋之中沉没了，这件事情对群众想象力的影响整整持续了一周。

但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仅仅在1894年一年的时间里，就有1053条船失事。

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大众却从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4）群体采取的宗教信仰形式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没有推理能力。

对于观念，群体不是全盘接受，就是完全拒绝；对群体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他们的理解力，并且使情绪倾向立刻变成行动。

对群体给予恰当的影响，他们就会为自己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

由于群体只会产生狂暴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如果群体心生厌恶，几乎会立刻变为仇恨。

假如我们对群体的这些特点做更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政治大动荡的时代，都有同样的感情和古怪的形式——没有比宗教感情更好的称呼了，这就是偶像崇拜。